胡适被鲁迅骂了10多年，为何从不还口？晚年胡适：鲁迅是我们的人
鲁迅与胡适，相爱相杀的一生
20世纪初的中国，传统文化日渐式微，一股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正蓄势待发。
1909年，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合译的《域外小说集》横空出世，这部汇集了安徒生、契诃夫等大师作品的译作。一向眼光独到的胡适，也对这部作品赞不绝口，称其为“古文学末期”的“最高的作品”。
鲁迅对新文化运动非常关注，特别是胡适发表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和陈独秀的《文学革命论》。鲁迅对这些文章给予高度关注，并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积极响应这一文学革命的号召。
以胡适、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，他们高举“文学革命”的大旗，倡导白话文写作，反对封建礼教，试图为中国文学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。
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无疑是对这场运动的积极响应，也正是这篇小说，让他与胡适开始交往。
惺惺相惜，英雄惜英雄
《狂人日记》的发表，让胡适看到了鲁迅身上蕴藏的巨大文学能量，他毫不吝啬地将赞美之词送给这位文坛新星，称其为“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”。而鲁迅对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充满敬意，他积极支持《新青年》杂志，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。
在《新青年》办刊过程中，陈独秀和胡适在办刊方向上产生了分歧。陈独秀主张刊物应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，而胡适则主张以哲学、文学和思想文化为主，避免过多涉及政治。
鲁迅在这场分歧中，支持了胡适的第二条建议，即不谈政治。他认为《新青年》不必发表政治宣言。
鲁迅将自己的心血之作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寄赠给胡适，希望得到他的指点。胡适在肯定这部作品的同时，也坦率地指出了其中的一些不足之处。鲁迅虚心接受，并在后来的作品中引用了胡适的观点。
胡适也将自己的著作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寄给鲁迅，征求他的意见。鲁迅对这部作品推崇备至，并在公开场合给予了高度评价。他还赞扬了胡适的《水浒续集两种序》，认为其见解独到。
读了胡适关于白话文的论著后，鲁迅在民国十一年（1922年）8月21日致胡适的信中赞其：
“警辟之至，大快人心！我很希望早日印成，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，胜于许多空理论”
除了学术上的交流，两人在生活中也互相关心，互相帮助。胡适曾帮助鲁迅购得了一些稀有书籍，鲁迅也曾委托胡适帮忙卖友人的小说稿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人思想上的分歧也逐渐显露，鲁迅始终如一地坚持着他的战斗姿态，他痛斥黑暗，批判现实，像一把尖刀，直插社会的心脏。而胡适更倾向于温和的改良，他主张循序渐进，用理性与智慧去改变社会。
当时面对这“假、恶、丑”的旧世界时，二人向往的都是“真、善、美”的新天地。但鲁迅想的是大开大合，将这个旧世界砸烂。而胡适却没有这么极端，他想的是改造这个旧世界。
胡适选择了从政，而鲁迅则继续留在文坛，用他的笔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也戛然而止，取而代之的，是鲁迅对胡适长达十多年的公开批评。
有人说，鲁迅对胡适的批评，是因为恨铁不成钢，他痛心于胡适的选择，也失望于胡适的妥协。他将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爱，都倾注在了对胡适的批判之中。
也有人说，鲁迅和胡适，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。他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的道路，两种不同的选择。而他们之间的争论，也正是那个时代思想碰撞的缩影。
女师大事件，恩断义绝
1925年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因举措不当引发学校风潮，最终与学生势同水火，更导致学生受到军警和打手的殴打和迫害。
鲁迅坚定地站在了学生一边，他认为学生有权利为自己的权益发声，更对学生的勇敢行动表示支持。而胡适则认为学生应该好好读书，不应该介入政治，还认为支持学生的教授们是在煽动学生闹事。
两人在女师大事件上的立场分歧，彻底激化了彼此之间的矛盾。鲁迅对胡适的“冷静”和“妥协”感到失望和愤怒，他无法理解，为何曾经那个高举“民主”与“科学”大旗的胡适，如今却站在了学生的对立面。
失望之余，鲁迅写下了许多尖锐的文章，公开批评胡适，甚至将他视为“反动派”的帮凶。曾经的友谊，在政治立场的分歧面前，显得如此不堪一击。
鲁迅以笔为刀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，他毫不留情地批判着社会上的种种弊病，也包括他对胡适“妥协”、“改良”路线的质疑。犀利的文字如同一把把尖刀，直戳胡适的“软肋”。
他对胡适的一些作为非常反感，认为胡适没有血性，甚至骂他出卖自己的灵魂，是个大汉奸。在《鲁迅全集》里，20次提到胡适，却有14次都是嘲讽。而这些言论当然也都是公开性质的。
面对鲁迅的批评，胡适选择了沉默，他曾试图修复与鲁迅的关系，但鲁迅心意已决，拒绝了和解。两人的友谊，也就此画上了句号。
1929年，同样因北京女师大事件而与胡适闹翻的周作人致信胡适，有复交之意，胡适收到此信后非常感动，在给周作人的复信中表达了对鲁迅兄弟一直怀有的敬意，也表达了失去他们兄弟的友谊而一直耿耿于怀的意思。
但在鲁迅来看，北京女师大事件让他看穿了胡适，他已经不再把胡适看作自己的朋友了，只要觉得意见不合，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给胡适迎头痛击，这就是鲁迅的个性，私交永远让位于大是大非。也就是说，鲁迅从内心、从三观上已经不认可胡适了，那就自然不再把胡适看作自己的朋友了。
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胡适既反对日本侵略又反对抗战，组织了“对日让步研究会”。他反对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，但又认为在东北撤退国军、满洲实行自治，“看不出有什么可反对的”，主张接受日本提出的五项原则进行交涉，反对以武力抗争。
胡适对“察哈尔抗日”“福建事变”“两广事变”“西安事变”均持批评、反对立场。他反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坚决抗战的主张，却竭力拥护蒋某人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反动政策，充当国民党政府的御用政治文人。
胡适在国难当头、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刻，顽固坚持恶劣错误立场，遭到全国进步舆论的严厉批判。鲁迅先生曾写诗予以抨击，人们甚至痛斥他是“民众之敌”“国家之敌”，要“驱逐他出华北”。
1932年底，为营救共产国际驻上海秘密工作人员牛兰夫妇，宋庆龄领导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，鲁迅等人也加入其中。欣然就任该同盟北平分会负责人、却又不明白个中微妙的胡适无意中破坏了营救，被民权保障同盟开除，鲁迅对开除胡适投了赞成票，并因此事对胡适进行了点名攻击，把胡适划归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，并说他出卖灵魂。
从此，鲁迅在公开场合和私人信件中，都不再视胡适为朋友。他认为胡适的观点和立场与自己相去甚远，无法再进行有效的交流和合作。
面对鲁迅的猛烈抨击，胡适选择了沉默。胡适的沉默，在当时引发了种种猜测，也成为后世争论不休的话题。有人说，这是胡适的“君子之风”，不愿与朋友撕破脸皮；也有人说，这是胡适的“无奈之举”，面对鲁迅的“骂功”，他只能选择“避其锋芒”。
尽管胡适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鲁迅的敬意和怀念，但鲁迅始终未能与胡适重修旧好。直到1936年鲁迅病逝前，他们的关系一直处于绝交状态。
鲁迅离世后，胡适积极奔走，推动《鲁迅全集》的出版，并多次在公开场合维护鲁迅的声誉。
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年）11月，苏雪林致信蔡元培、胡适，对鲁迅大肆攻击。她说鲁迅“心理完全病态”“人格卑污”“简直连起码的‘人’的资格还够不着”。胡适于是年12月14日复信，告诫苏雪林“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”，批评她用“衣冠败类”“奸恶小人”等字句“尤不成话”“是旧文字的恶腔调，我们应该深戒”。胡适还告诉她，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“抄盐谷温，真是万分的冤枉。盐谷温一案，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”。
胡适在信中又提出如何正确评价人物的问题：“凡论一人，总须持平。爱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，方是持平。鲁迅自有他的长处。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，如他的小说史研究，皆是上等工作。”
鲁迅逝世后不久，蔡元培等7人曾打算在历史悠久、资金雄厚的商务印书馆出版《鲁迅全集》，他们托胡适从中疏通，胡适欣然表示愿意帮忙。此事虽然因为上海沦陷于侵华日军之手而最终落空，但胡适这种不计前嫌的大度还是令人肃然起敬的。
“取缔‘鲁迅宗教’？”胡适对此嗤之以鼻，“鲁迅是我们的朋友，是自由的倡导者，他的思想应该被后人所了解！”
晚年的胡适，坦诚地表达了对鲁迅的理解和宽容。“鲁迅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，他的一切言行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。”胡适感慨道，“我们只是选择了不同的道路，但目标都是一样的，那就是让中国强大起来！”
回望历史，我们不难发现，胡适和鲁迅，尽管思想和方式不同，但他们都是为了民族的复兴而努力。鲁迅如同一团熊熊烈火，用激烈的言辞唤醒沉睡的民众；胡适则像一泓清泉，用温和的方式滋润干涸的土地。
对于胡适和鲁迅，我们不能简单地用“对”与“错”来评判。他们的选择，是时代造就的，也是个人理念的体现。
我们要从他们的身上汲取智慧和力量，学习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，学习他们追求真理的勇气，学习他们独立思考的精神。
有观点认为：鲁迅骂胡适，骂的不是他这个人，而是他的政治身份。 胡适自己也明白这一点，所以从未放在心上。 所谓“我们的人，实际上也是胡适的一种自我剖白：撕下我的政治皮肤，我跟鲁迅的思想立场是一致的。
关于胡适的评价：
文学家梁实秋：胡先生，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，平易近人。“温而厉”是最好的形容。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盛气凌人。他对待年轻、属下、仆人，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。就是在遭到挫折侮辱的时候，他也不失其常。“其心休休然，其如有容 。
哲学家汤一介：他没有完成什么，却几乎开创了一切。（《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》）
哲学家、逻辑学家金岳霖：胡适之先生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就是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。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，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，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商人 。
毛主席：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，我们托人带信给他，劝他回来，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。说实话，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，不能一笔抹杀，应当实事求是。到了21世纪，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。
参考资料：《鲁迅全集》、《胡适传》； 《猛兽总是独行：鲁迅与他的朋友圈》：孙玉祥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文/史珍香 编辑/史珍香
